1946年10月19日深夜，辽阳以东的小站里灯火未熄，第四纵队的作战图摊在临时桌面上，胡奇才摘下军帽，额头汗珠顺着纱布往下滚。两小时前，他才从通远堡前沿赶回，炮声犹在耳边回荡。三天后，杜聿明十万大军就要展开“清剿”，南满解放区危在旦夕，这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副军长得先给自己算好一笔账——三个师分散，补给链不稳，铁路随时可能被切断，可只要抓住敌人一个突出的主力师，歼其一部，全局就有转机。
没几个人看好这念头。敌25师号称“千里驹”，一个礼拜能跑两百公里，装备精良，半数是美械。可胡奇才对参谋们摆手：“他们敢插，我们就敢吃。”一句话，会议室里顿时安静。命令随即发下：全纵队当夜掉头东移，以草河口为基点构筑两道火力封锁，诱敌深入，再以西侧预备队合围突出的敌师。兵力少，就靠灵活；装备差，就靠近身短兵。夜色浓重，电话线拉出十几里地，暗号急促传递。
20日拂晓，雨夹着冷风，四纵后撤假装溃散。25师自以为占了便宜，步炮并进，一头扎进老爷岭一线的狭长山谷。午后两点，胡奇才在前沿指挥所里猛地一挥手，密集火力瞬间封口；三面山头同时冲出突击分队，喊杀声压过炮声。国民党军早年也打过硬仗，可没料到对手算准了他们的行进节奏，山谷里车辆掉头困难，呼号乱成一团。三昼夜后，25师番号在战场上被抹去，新开岭的石头缝里依旧能看到破碎的“千里驹”臂章。
捷报经松花江电台传往延安。电文里只一句：“已歼敌一主力师。”中央勉励电报随即飞来，一时间四纵炊事班都被请上奖励名单。可就在伤员清点完毕的第二天，胡奇才突然昏倒，老毛病——神经性剧痛发作。军医建议立刻后送，他却硬撑着写完战后总结才被抬上吉普。12月初，大连港口冬风刺骨，他裹着棉衣走进日籍军医开的诊室，这一住便是四个月。
疗养期间，部队组织突击夏季攻势。1947年5月，胡奇才病未痊愈，仍赶回四纵。列车过抚顺时，密电送来：原四纵司令吴克华即日归建，胡奇才改任副司令。电文措辞客气，却是一纸降职命令。随行的电报员偷眼瞅他，只见那张削瘦的脸比车窗外的铁轨还要冷。
火车一到本溪，他拐上吉普车直奔辽东军区司令部。办公桌还没来得及收拾，陈云抬头便见他跨门而入。尴尬的气氛只维持了几秒。胡奇才开门见山：“我问两句：败仗？错误？”“都没有。”话音未落，他手掌重重拍在桌面，“那我为啥降职？到底得罪了谁？”木桌震得茶水四溅。旁人屏息，陈云只抬手示意坐下。
“组织调整，非撤非贬。”陈云解释得平静：吴克华此前调南满参谋，现归队，位置有限，只得一正一副。军区考量他身体状况重回一线尚需时日，故做此排配。“可我还能打。”胡奇才低头，声音却硬，“让我上前线，正副无所谓。”陈云点头，亲批警卫车护送他至哈尔滨，让他先把病治好。
哈尔滨的雪还没化，他在陆军医院偶遇政委罗荣桓。二人在走廊相对而坐，说起旧事。罗荣桓笑着提醒：“长征时你当过师政委，调八路军后不是也当过副团长？大风大浪都过去，人不能和职务较劲啊。”话语不多，却似雪水般凉意入骨，把他脑中的燥热渐渐压下。临别，罗荣桓递给他一套线装《三国演义》，“将来要用得着，慢慢读。”
1948年盛夏，他扛着那几卷旧书回到四纵，对照着书里兵法演练反包抄。9月，辽沈会战的号角吹响，四纵改编为四十二军，他挂名副军长，却依旧冲在最前线。锦州外围那场七天激战，胡奇才利用早年在川北行军时琢磨出的“错位占高”战术，率部连夺三处制高点，一举切断了敌援路。战后，参谋长感慨：“副军长指挥得比谁都狠。”这一次，再没有人议论他的职务高低。
战火熄灭后，军部评功授奖。档案上，胡奇才的名字又一次被顶到了司令员序列。有人问他服不服那段被“降职”的岁月，他摆摆手：“硬仗多了，自然有位子。计较那点虚名，反而束手束脚。”说完，他把《三国演义》轻轻合上，封面皮革已被汗渍浸得发亮。
战争远去，文件早黄，可老战士提起新开岭仍难掩激动。当年一锤定音的突击口令——“活捉千里驹！”——仍在营房里传唱。有人说，这位东野悍将每一次被命运“降职”，都像是上阵前的半蹲蓄力。待到炮声再起，他总能拔剑而起，令对手无处可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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